在中国，农的问题，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，也不是农村的问题，甚至不是农民的问题，而是中华民族命根子的问题。

    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，根基源脉是我们的先祖在农耕的过程中，亲近自然，观察天地法则，又将这天地法则用之于农耕反验，慢慢地又用之于农业以上的上层建筑的历史过程。这个历史过程注定了华夏民族骨子里就是与自然和谐一体的，注定了华夏文明的模式基因就是天人一元，也注定了华夏族民不论经历什么样的迷茫，最终还是会选择一条亲近自然，回归自然，以自然一元规律心物和合的生存路径。

河西村田园综合体总体规划图

    我们看中国的乡村问题，既要放到历史中去看，也要放到世界范围内去看。这样才能让我们理智地看清目前我国乡村的现状，也能足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乡村工作当中的优劣，寻找到未来真正的发展路径。

    从历史来看，从晚清到今天，乡村近一百年经历的大变革可谓是空前的。晚清时期，中国的乡村秩序相对稳定，但农民生活极其贫苦。

    秩序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，一是在于传统文化在清代被教条化，清朝统治阶层几百年的统治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并非基于真正内心的天人感应，对人民的文明教化，更多的是看到了传统学问对人统治层面的应用。究其根本，还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年关外游牧，并没有深度与自然接触的历史经验，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本质认识不通透的原因。虽然清王朝也以儒学立国，但遵循教条大过了由心而行为之。因此统治阶层的教条式伦理纲常，道德导向，以及行为法则成为大部分中国乡村的生活准则，慢慢深入人心，引以为规范，渐次促成了乡村蒙昧无明的状态。二是随着一个社会慢慢发展，财富以及权力的分配逐渐稳定，社会层级逐渐建立起来，普通百姓与财权阶层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，所接受的信息等级随之分化。这种实力的绝对悬殊也是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    正因为以上的原因，那时期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百姓从思想到生活都非常贫苦。当然也有少数风俗和物质都好的村子，但大都是依赖一方贤士，或水土特色，不太具有代表意义。

    说到这里，倒是有一个中国农村的文化现象是要讲一下，那就是不同文化生态的乡村差异。中国延续至今的行政规划，大都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一个文化生态圈。不同省份的文化生态，各不相同。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，具有相同省份特色的同时也各有特色。这一点上与美国人为的行政划分有根本文化差异。中国的乡村文化生态是地区文化生态烙印最明显的地方。我们会发现，但凡是在历史上出过圣贤、大德、名士的地方，相对村风都不错，起码能做到伦常有序，尊孝礼节。这或正是《大学》里讲的，大学之谓，“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的践行成果。

    民国时期，中国乡村的境况并没有质的改变，原因就是民国的革命是从上而下的，对百姓的思想认识，生活方式基本都不涉及。也有些大学问家从事乡村建设研究与实践的，如梁漱溟，见识可谓非凡旷古，但基于时令不齐，在当时不曾有大效用，现在翻看《乡村建设理论》，却也是比现如今的某些学者之格局广大精深的多了。

    直到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，中国的农村问题的严重性才算被真正认识到了。准确地说，是毛泽东同志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根本革命，也只有这种革命可以解决几百年来中国农村积留的严重问题。很多人认为共产党的革命过于激进，打破了中国乡村的固有秩序。这种认识是狭隘的，既不够客观，也不够宏观。客观地，宏观地来看，清朝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本身就是不健康的，对中国农村的抑制，更使得农村文化积贫积弱至于极点。如果不实施彻底革命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是没有办法回归的。再者来讲，中国文化根基之深厚，短时间内的各种革命都不会损其根本。

    跳出目前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，现在的历史阶段是农村秩序被革命之后的一个文化真空期，这个历史时期的其他地区的文化都会向中国的乡村涌入，所显示出来的状态可能是短期内的不自信，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复辟历史，模仿西方，抄袭他人，等等。但长期来看，这个过程正是我们重新筛选属于自己文化血脉的行为。相信各地都会有一批真正的大德贤士，沉下心来做研究，通明道理，审度中外古今，引领这一波文化的重塑浪潮，为每一个区域定鼎各自的文化基因。

    所以，我看这一轮人们对乡村的关注，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塑、回归的过程，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、新生的过程，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大融合的过程。

    但是，凡所不自有而生发之运动，都会有相应的负面效果所随。当下便是很多乡村听风盲动，而不善加主张，不好自思量，后果定是不好的。总结几类现象，都是需引以警戒的。第一，重短利、快利而舍根本。有些地方为了短期的、快速的牟利，出售土地，使得村子没有了土地，文脉，人脉，地脉皆断，实为舍本逐末之举。第二，小农意识，过分保守传统。有些地方则是过分看到文脉遗留的价值，而不接受时代信息，不改良基础设施，无视时代的发展，某些人文、自然遗留非常好的地方尚可，但宏观来看不值得推广。第三，不发动农民，或过分依赖农民。不发动农民，不让农民参与，乡村振兴无从谈起，过分依赖农民，不引入先进社会资本，高端人才，乡村振兴格局太低，都是不行的。

    在这一轮的乡村振兴运动中，也正是我们国家基础经济要素趋于完备，开始造化新生聪明物种的阶段。一批有文化深度的复合型，体验型，并且有地域营养根系的品牌会逐渐生发。所以这一次的乡村振兴务必要以形成乡村品牌为目的。以世界、全国、城乡为一体来做大设计。深度挖掘品牌内涵，使得文化、习俗、礼乐、生产、生活、品物、营运、建筑、自然等要素上下通化，彼此关联而致于乡村品牌的大生态。只有走乡村品牌化道路，才是让乡村活下来，活好，让中国文化品牌物化，走去的真正路子。也是让中国的天人一元的传统文化，更好地传承应用的真正路子。换言之，新商业文明是信仰传道之新时代路径。

    乡村品牌化的工作是一系列的复杂而系统工作的集成，包括了文化的研究与挖掘、历史的考证、文化创意、美学设计、功能设计、产品设计、建筑规划设计、人居秩序设计、管理秩序的设计、村风的培训与引导，等等。

河西村乡村振兴品牌体系、富民体系

   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中庸有一句核心意志的话是这么讲的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生态系统，只要找好天和地这两个大根本，鼎立稳固，慢慢地中间的秩序和生态就会自然长成。那么什么是乡村的天和地呢？

    我认为乡村品牌化的工作，天就是品牌大设计，地就是村落基础设施建设。品牌大设计系统，全面而有序，乡村基础设施完善，土地产权清晰。产业自然长成，商品自然通达，民风自然归厚，品牌自然孕育。

    具体讲，一个真正为村庄专心做设计，做研究的团队显得格外重要。目前社会对乡村改造的工作方法，我觉得有几种办法不值得提倡。一种是找个设计院，连现场都没去过几次就把村子设计好了，然后交给施工方改造，改造完大部分就成了城市社区，或者让人们去适应新的建筑格局而带来的习惯改变；另一种是盲目上楼集中安置，当然除非必要的安置，比如上位规划的必要需求，自然灾害避险等。集中安置是把村落文化从根上毁掉了，与自然、人伦的关系彻底没有了。不夸张地说，上楼的村就是连根拔起的大树，没了命了。

    我认为这一轮中国乡村振兴的运动，应该依托于乡村的品牌化一同进行。品牌化的过程一定是基于本村的文脉做深度研究，从经史文哲，到衣食住行，到礼乐风俗，做系统而彻底的整理。然后再匹配大设计的团队，做文化的符号化，系统化工作，结合实际先天条件，带动居民就业，生长出本土产业。同时把文化转化成产品，继而形成品牌，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以乡村品牌为单元的文化出口。

——赵兴朋

2017年10月27日-书于北京一和堂